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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500万人的上海感染者超40万 医院和医生会经历啥?

4月,中国上海,一家医院的急诊室内,一位急性肠梗阻的病人正在等待,如果不在几小时内及时救治,病人很快就会肠坏死、大出血,大概率会离世。
按照防疫期间的接诊要求,需要给病人做核酸和快速抗原检测。阴性,就在专门开辟的缓冲区准备手术;阳性,就立即送至上海公卫临床中心。
但大部分医院还有一条原则:急救绿色通道24小时开放、对无核酸阴性报告的急危重症患者的救治,不得延误。

上海

急诊里的肠梗阻患者是急危重症,外科医生李强也觉得,不能再等了。
准备手术。李强和团队尽全力做好最充足的准备——一层白色防护服外套,一层蓝色的手术隔离衣,两层无菌手套,戴上N95口罩和隔离面罩,确保每个人的每个角落都包裹得严严实实。
手术顺利完成,核酸检测报告出来,患者核酸呈阳性。
随后的数天,主刀医生李强、跟台护士、甚至医护家属,在短短数天内相继感染。病区紧急消杀,之后也只能关闭,原本就人手不足的医院,更加捉襟见肘。
在当下的上海医院里,李强的经历并非个例。
这半个月来的上海医院里,几乎重复着这样的动作:接诊患者,病区出现院感,一波医护送去隔离,换一拨医护坚守上岗;一个病区被关闭,换一个病区再开放。

仅是维持医院的运行,都变得越来越艰难。
早在3月23日,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妮,因哮喘发作前往该院南院急诊救治,一度将医疗机构因疫情防控拒诊的指责放大到极致。
“不是拒诊,是停诊。当时南院急诊在消杀,确实没有医务人员在值班。”东方医院的一位医生向八点健闻表达无奈。那段时间,东方医院承担了浦东新区大量核酸检测任务,核酸采样人员中,有南院的一名急诊护士呈阳性。
通常情况下,一家医院发现阳性,消杀、停诊、封院,是迅速止住传染源的最快途径。周胜妮却不幸赶上了自己医院的急诊消杀停诊,最终离世。
原本,在医疗资源极其丰富的上海,即便有一家医院停诊,还有其他医院开诊,让这座超一线城市完全正常运行。但这一次,疫情出现广泛的社区传播,医疗机构超负荷运转,基本就医需求都很难满足。

医院只能在感染高压线下重启大门。
医院不得不更加小心翼翼。不少医院直接关停门诊,只保留急诊,少数尚能开放的也主要提供配药等基本服务。
所有医护人员穿上二级防护服准备出诊,但依然有被感染的可能。作为密接,原本应该送去定点隔离;但作为医护,只要核酸还是阴性,就不得不上岗,因为大量医务人员被感染,没有人手可以交替。
市民看病的需求摆在眼前,挣扎着的是应接不暇的医院。多数医院几乎都面临着相同的困境——不救,看着病人生死危机;接诊或开刀,医护极有可能感染,被拉走隔离,病区被污染,病区关停。

三次闭环下的医生
这轮疫情后,很多医生都经历了不止一次闭环。
第一次闭环,通常始于3月初的医院。有阳性或密接到访,快速消杀,医院在短暂闭环后重启。一切维持着表面的井然有序。
当时,许多医院看门诊只需凭绿码,上海的核酸筛查范围还很有限。
发现阳性病例的医院越来越多后,一个接一个医疗机构轮番闭环。到后来,绝大多数医疗机构都面临同样情况,乃至关无可关,否则病人没地方看病了。

第二次闭环,来自社区。
在整个城市防控体系中,医院是至关重要的一环,如同布起一张紧密交织的疫情防控暗网。医生也是市民,要遵循自己在网格上的位置。有的医生所住的楼里就有阳性,出不了门,无法到岗。
一开始,医务工作者还能凭借工作证自由出入小区,甚至在3月28号上海划江封前,各大医院还纷纷召回了家住浦东的员工,生活工作都在医院,为整座城市提供医疗保障。
但医院里的医护人员依旧不可避免地骤减,医院只能尽可能推迟择期手术,停掉暂时可被搁置的科室,试图储备力量,维系医疗机构的运行。
但谁也没有想到,还会有第三轮闭环。
随着病毒的传播,医院开始陷入“开诊-感染-停诊”的循环中。
在医院里,不同医院、不同科室、不同年资的医生,相应承担起不同的任务与使命:有的去支援方舱,有的派去核酸采样,有的管理住院患者,有的奔赴定点医院。
一位医技科室的医生陈杰,从4月6日起至今,一直住在医院。
4月6日本来是上海浦西全域静态管理结束的那天,陈杰照常解封,回医院上班。结果就在同一天,陈杰家所在的那栋楼有了阳性病例,如果下班回家,意味着会被封在小区里,而且不知封多久。
陈杰考虑到,家中存粮告急,但医院有食堂饭菜,也有物资保障,住在医院也不耽误工作。索性在科室里撑起一张行军床,席地而眠。
就在东方医院护士周胜妮离世的几天后,上海市卫健委主任邬惊雷表示,医院“非必要不封控”。
但当时,上海大部分小区还处于封控状态。但住在医院的陈杰,看着依旧人山人海的门诊大厅,心里生出一丝担心:不会引起院感吧?
几天后,他的担心一语成谶,医院有数十名员工核酸检测阳性,这还只是最初几天的数字。陈杰无奈,“我不明白,我们天天做核酸,怎么还会有人阳性?”
门诊楼是医院的大门口,人员聚集混杂,极易交叉感染。即便门诊看病要求提供48小时或24小时核酸报告,依然不可避免有病人正处于潜伏期,以及不提供核酸报告也能接诊的急诊病人,随处蕴含着感染的风险。

目前,上海各大医院门诊、急诊、住院部,各自实行了闭环管理,但奥密克戎还是无孔不入。
“我们出门诊已经是二级防护了,由于人手不够,基本上碰到阳性病人之后,不给作为密接者休息的,只是会多测两次核酸,进行环境消杀,消杀完继续开诊。”一位呼吸科医生陈平对八点健闻回忆,之前医院门诊关过好几天,甚至有一次,上午发现,消毒完,下午继续开。
而在一些资源配置较为充分的大三甲里,为了防止院感大规模出现,只能在急诊区开辟出一片缓冲区,隔出一层楼,辟出单间手术室,为极有可能是阳性的病人准备手术,以此降低风险。

目前,基本上海各家医院都有缓冲的病房,以此遏制院感的发生。
在一些医院,即便人体组织标本的运送已经采取了“无接触配送”模式,由中央运输组的工作人员放到科室门口,技术员出去消杀后再拿进来。即便这样,当医院环境被污染,一些医技科室也难免殃及城池,出现了阳性病例。

被卡住的医院
我们所接触的每一家医院、每一位医生,以及他们的身边,都有医务人员感染:
有人去方舱支援,看着自己的同事感染住进来,成为40万感染者中的一员;有人在网上流传的方舱视频里,认出了自己的同事;有人每天去查房,天天测核酸,突然有一天,病人阳了,半个科室的医生作为密接,就地隔离。
闭环里的医生也很无奈。他们是密切接触者,但也只能穿上防护装备,继续每日查房,消杀,确保闭环内病人如常。
陈平所在的呼吸科,只有4位医生还在苦苦支撑。这所收治感染新冠患者的定点医院里,陈平这4个人轮3个班,照顾30多位阳性的患者,一周下来,没有病人出院。假期是奢望,这取决于疫情的进展、病房里患者的情况,以及同事的康复速度。
而在隔离病房,护工感染了,两名医生和两名护士,只好兼着干起了护工的活儿。
按照正常流程,院感应该自上而下,根据流调结果,院感科通知各科室采取相应措施管控和转运病人。
但在当下日增超2万例的疫情暴发期,哪怕是医院,也难免失衡。院感科也不知道病毒从哪儿来,已经传了多久,影响了多少人,以及如何才能终结这一切,只能劝科室“不要慌张”。
一位外科医生告诉八点健闻,他们科室一开始只有1位病人阳性,后来查出来3位病人及家属阳性,但病人一直到几天之后才转走。一方面,因为很多阳性的患者,都是刚做完手术的老年病人,身上插着管,“要想转走这些老人,需要联系转送至定点医院。”
另外一方面,严重不足的人力,让转运变得难上加难。120急救中心的电话每天都打爆,但面对这么多派单转运任务,急救车实在安排不过来。“如果把阳性的患者单人、单间进行隔离,医院又没法腾出那么多病房。”这位外科医生说。

那种感觉就像被卡住了,向左走、向右走,路都不通。
医生们最后换了个思路,阳性患者所在的楼层电梯停运,人员只进不出,医生主动申请成为密接,在阳性的住院患者被送走之前,住在科室里继续看护、治疗患者。
从三甲医院到社区卫生中心,上海的医疗系统正在和R0值10的奥密克戎艰苦搏斗。原先的院感标准已经不再适用,各大医院只能根据自己医院的感染情况做决定——阳性的,拉走到方舱;密接的,就地隔离,在医院里开辟的隔离病房,甚至继续上班。

脆弱的平衡
一座2500万人口的城市,超40万感染者,每60人里面便有1例新冠阳性。病毒在社会面的溃散,大大提高了医院被击中的概率。
一个月以来,上海医院在“开诊-感染-停诊”的循环中勉力维系一份脆弱的平衡。

核酸通行证是最先失效的。
一位手握48小时核酸阴性的限期手术病人,2天之后,迅速转阳,手术医护被隔离;一位外出采购的护工不巧“中招”,病人阳性,整个病房被切割;还有每天“两点一线”的医生,他们的危险则在居住的小区、在另一个感染医院工作的家属……

原本是高压“红线”的院感,似乎不得不松动。
新冠大流行以来,青岛、哈尔滨、郑州、石家庄,多地医院院长被问责调查。而上海医院普遍沦陷的此次疫情中,仅有黄浦区精神卫生中心院长周宝国一人因“院感”被处理。
一位感染科专家这样分析上海现状,完全避免院感是一项极为困难的任务,如果一旦发生,更重要的是评估,有没有按照标准操作做,是否存在过失。
面对R0值为10、隐匿性极强的奥密克戎,病人在未被检出时可能已成了传染源。
上海某三甲医院院感科主任无奈地将检验科视为“制造惊喜”的地方,因为每天给全院员工做完核酸检测后,核酸检测的结果往往意味着医院里又有空间和人手,将被消耗。
也不是没有理想的模式。比如,把医院设为一个封闭的系统,所有职工去酒店隔离,过闭环的生活。但资源却极其掣肘,5000多所医疗机构,20万医护人员,酒店的资源早已消耗殆尽。
另一方面,3月26日和4月15日举行的上海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,两次强调公立医院原则上不停诊,急诊、发热门诊等重点科室必须要全力保障开放,严格落实首诊负责制和急危重症抢救制度。

病人是系统的外来人,只要一天开诊,医院就面临着感染的风险。
医院里“内部”闭环,是当下上海医院的常见模式。上述管理者告诉我们,虽然原则上医生都有通行证,可以开车可以上下班。但市政府要求医护人员尽量不要乱跑,相对固定下来。“担心万一在医院里感染了阳性,跑出来造成更多人的感染。”
一位上海医院的管理层告诉八点健闻,“医护人员都住在医院,就给医护人员睡。”

于是只能“内耗”。
3月中下旬开始,上海许多三级医院都习得了一手“腾挪术”。
把部分病房空出来,分别安置密接和次密接的人员,同时设置48小时的缓冲病房。门诊上午出现阳性,经环境消杀后下午继续开诊。
在原本诊疗任务之外,医院逐步担起了隔离传染病的功能。
然而,医院内部的空间也并不宽裕,房间的设置很难达标。前述院感科主任介绍道,二三十位护士共用1间值班室、百来人的病患及家属分散在10间病房,多人办公室,是上海医院的主要结构。若将这百来人单独隔离则需要60个有独立卫生间的房间,他每天都为“借酒店”的事情发愁。
到了社区卫生中心这一层,甚至连腾挪的空间都没有了。

医生也是普通人
连轴转的医生,几乎在医院里住了近1个月。
在诸多民生困境面前,在医疗这个庞大的系统里,一线的医院和医护的处境,很少被看到。
上海市共有20万医护,一个可观的群体。他们出现在核酸采样、方舱医院、定点及其他医院,从检出隔离到疾病救治,重负落到了他们头上。
在“上海抗疫求助”的微博超话里,他们微弱的呼声很少有回应。夹在患者与政策之间,打一场极为艰难的防疫战。
当核酸成为通行证,当方舱成为收治场所。作为医护的他们,放下常规任务,投入社区核酸采样,支援方舱做实习时就会的工作,更像是一名“服务人员”。
一位外科医生在电话里向我们屡次吐露了他的无奈:出去采核酸,居民不配合;医院里不定时有新增阳性病例,但他们依然被困在医院;以及,一边在抗疫前线,一边算着这样的日子何时到头。

“我也想回家了。”他说了不下十次。
杨晨是一位二甲医院的急诊科护士,她参加了迄今为止的13轮全员核酸,每次都交出了超1000的检测样本。抬手、伸臂、转腕,高频的重复动作令她止不住地发抖、肩膀酸痛、腱鞘发炎,整个值班室弥漫着一股红花油的气味,她们希望通过药物短暂振作。
白天外出采样,晚上急诊上班,没有休息的时间。家是早就不能回的,3月底浦东封控时,她被迫从家中离开,搬到医院一张小小的行军床上。
王方是世博方舱的志愿者医生,工程尚未完工,开舱的前8个小时,他们被拉到了这里。护士站搭建、病区排班、药品配备、熟悉系统、感染培训、搬运物资,一个收治7000多病人的隔离医院顷刻落成。他们将医院运作成熟后交给援沪医疗队,紧接着去开拓另一家方舱。
一些人因为小区有阳性病人上不了岗,一些人隔离衣和防护服还没来得及使用便被感染。在此刻疫情蔓延着的上海,医生也是市民。
对他们而言,医生不只是一个职业,从成为医生开始,挑战就无所不在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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